日本真正需要铭记的，不只是昭和时期的“变革”与“复兴”，更是这段历史所承载的责任与教训
2026年是日本昭和时代百年节点，日本政府为此筹划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然而，仔细审视这些纪念活动的具体内容，人们会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倾向：日本正系统性地模糊、弱化甚至刻意遗忘其侵略历史，将原本深深植根于日本对亚洲各国发动侵略、亚洲各国奋起反抗这一历史语境中的“昭和百年”，刻意歪曲为仅关乎日本自身的片面叙事，全然无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集体历史记忆与情感伤痛。
这种“选择性记忆”，首先体现在具体历史呈现方式上。日本防卫研究所推出的“昭和百年”特别展中，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简化为日本与英美澳等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叙事从1941年的马来亚战役与珍珠港事件展开。而昭和三年的皇姑屯事件、昭和五年的雾社事件、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变等，这些标志着日本对亚洲扩张与侵略历史的关键节点，却在官方叙事中被“隐身”。
与此同时，纪念活动还通过议题选择实现“叙事转移”。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举办的特别展“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与前沿领域——向南极、深海与宇宙的挑战”，将重点聚焦于科学探索与技术发展。而其下属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本应承担起系统公开日本近代对外战争档案、回应侵略历史反省诉求的重要职能，却在此次纪念活动中沉默失语。这种以科技成就掩盖战争记忆的做法，事实上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侵略历史的认知。
在此基础上，日本官方叙事对“苦难”与“复兴”的界定，也呈现出明显的内向化倾向。日本政府希望民众铭记的所谓“苦难”，主要是日本国内的战争损失与空袭遭遇。所谓“复兴”，则被界定为战后在日美同盟体系下的国内重建进程。相比之下，日本在亚洲犯下的侵略行径及其造成的巨大人道灾难，却被有意淡化甚至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
然而，历史并不会因叙事选择而消亡。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国际大审判确立了发动侵略战争决策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明确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若将时间轴进一步拉长便可发现，2026年本身就是多个历史节点叠加之年：84年前，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当地华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系统性屠杀；同样在84年前，日军占领菲律宾后，犯下巴丹死亡行军等累累罪行；95年前，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挑起局部侵华战争，并在4个多月时间里占领中国东北广大地区……忽视这些历史事实，所谓“昭和百年”纪念活动无异于掩耳盗铃。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导的“昭和百年”纪念活动，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取向，本质上还是一种“脱亚入美”行径，旨在为其亲美媚美和“再军事化”路线寻求历史正当性。这一路线，与战后日本曾长期奉行的“吉田路线”形成鲜明对照。“吉田路线”确立了“轻军事、重经济”的发展模式，其外交活动原则明确强调“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这一路线不仅支撑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也帮助其在冷战时期有效避免深度卷入地区冲突，并通过民间外交等方式逐步修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相比之下，高市早苗政府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约束、以军事力量为依托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政策取向，正不断削弱日本长期以来赖以发展的战略平衡，最终必将反噬自身。从这一意义而言，日本真正需要铭记的，不只是昭和时期的“变革”与“复兴”，更是这段历史所承载的责任与教训。唯有在完整的历史视野中进行深刻反思，纪念才不至于沦为遗忘的工具，历史也才能在反省中被真正传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邹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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